人一石征收，赋税不高。但将历年积欠平摊进去，就显得有些强人所难了。”

　　“一手握着王法，另一只握着账本，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对上对下，他们都有正当理由搪塞过去。”

　　说这话的时候，凌汉还瞧了一眼太孙的脸色。这催科可是朝廷允许的，尺度大小，也全由地方官吏自行其事。

　　都察院的御史到湖广后，两位布政使也是抱委屈，区区典史，未入流的小吏，没有府、县两级的文书，别说面君了，就算是布政使衙门也进不去。

　　而地方清缴积欠，争取一个定量的额度，是地方官的要务。争税就要有冲突，就要有人反对。如果，人人都不交税，那他们如何对朝廷的交待呢，如何保全自身的性命呢？

　　听到这，朱雄英敲了敲桉子，冷冷言道：“所以，他们就对百姓施加高压，打的打、关的关，逼得百姓走投无路，只能远走他乡避税。”

　　“或者卖儿卖女、眼睁睁的看着老弱残疾者，在大灾之年活活饿死？”

　　这是什么狗屁逻辑！我们为了保证赋税，为了保住身家性命和官位，不得不他娘的逼着百姓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朝廷是要清缴积欠，可没让他们在大灾之年清缴吧，就因为所谓考课，有个光鲜的成绩单，他们还真是一点底线都不顾了？钻空子，钻出人命了，还嘴硬呢，脸都不要了？

　　《大明律》说的清楚：若迎车架，及击登闻鼓申诉，而不实者，杖一百；事重者，从重论；得实者，免罪。

　　是，朱雄英承认，在洪武朝，有些民众为地方官吏利用，甚至出现许多以歌功颂德或，故意报复为手段，趁机诬陷他人的情况，击登闻鼓的人可谓鱼龙混杂。

　　所以皇帝又加以限制，凡到京申述之人，不问所告之人、之事原由如此，击鼓者皆要发往云南充军。

　　青文胜是官吏，他不会不知道这条规矩；而其擅离职守，即便有冤要申，先被治罪的也只能是他，且奏疏也不一定能递到皇帝面前。

　　但常德府所制定的三年清缴计划，明显超出了所治地百姓承受的极限。青文胜也是逼的没有办法了，所以才在击鼓后自缢的。

　　“臣今日来，有四事进谏。”，话间，凌汉从袖子里套出一份奏疏，呈给朱雄英。

　　其一，常德府、龙阳县的桉子，要深入调查，除了过度迫民之外，是否有人趁机中饱私囊之举。

　　其二，官员上书言事，是不是唯品秩论，高阶官员都是对的，低阶官吏甚至连说的机会都没有。都察院是御史衙门，切以为此乃堵塞言路之举。

　　其三，前元至大明建国，地方的赋税皆以官府报上来的田亩数戡定赋税，与实际相差之数，或多朝廷收不到，或少则摊在百姓头上，此乃地方痹症也。

　　其四，登闻鼓之制，能否恢复原制。难道担心诬告过多，就不准百姓伸冤吗？

　　看到了凌汉的奏本，朱雄英当即表示，后面三条涉及朝制变动，他需要觐见陛下，请示圣裁之后，再做决议。

　　至于凌汉提的第一点，现在就可以满足他。只见朱雄英喊进来一位侍卫，沉声言道：“传，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副指挥使-蒋瓛、千户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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