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无的硕鼠士大夫那样，急于求成只会把菜炒糊。

　　“办法么，也不是没有……”李翊沉思良久，终于从后世找到了借鉴，“可以在各地的衙门成立商业司，专门核查当地的商户。商人须得在当地入籍，按照规范记账，嗯，这个可能有点难，可以先规定为，至少要让人看得明白……”

　　“商业司的官吏按照商户的营业规模，盈利水平征收税款，开出完税证明，凭借完税证明，商户就可以在河北辖区内行走无碍，流通环节就不征收任何税款了，如何？”

　　“主公，您要恢复告缗令？”糜竺惊疑不定的看着李翊，话语中带着颤音。

　　华夏文明一贯趋于内敛，而非扩张，不是没有缘由的。

　　自从秦始皇横扫东方六国，一统天下后，一个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就诞生了。于是，如何让这个帝国长治久安的问题，也浮出了水面。

　　从明太祖朱元璋的经历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治理天下，往往比打天下更难。大秦帝国的兴衰，似乎同样也验证着这个规律。

　　单以对商人的处置来说，无论是变法求强的商鞅，还是雄材伟略的秦皇汉武，都没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商鞅的办法是重农抑商，拼命削弱商人的地位，污辱其人格，突出者如不许商人作官，不许商人乘车马、衣丝绸、置土地，以打击商业。

　　嬴政基本上算是商鞅的忠实信徒，统一天下后，他将商鞅的抑商政策推广至全国。汉武帝则比两位前辈更狠，他直接推出了告缗令。

　　告缗是算缗的延伸，以后世的观点看来，算是一种财产税。简单来讲，就是官府对商人的财产进行清点、核算，然后编造名册，作为征税的依据。

　　这里说的财产，包括家里的钱财、货物，车船交通工具等等。反正只要是商人，家里又没有官吏、三老、戎边军士在，就要为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缴纳重税。

　　因为税率很高，所以商人们千方百计的藏匿财产以避税，汉武帝的对应之道是鼓励告发。他命令杨可主管其事，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就是被告发者将会遭受没收财产的出发，告发者则能得到账款的半数。

　　这个政令是抑商政策发展到极致产生的怪胎，基本上和抢钱是一个路数的。

　　作为商业世家，糜家对告缗令这种怪胎自然是深恶痛绝的，没想到一向主张农工商并重的李翊突然提出了这个，饶是糜竺城府不错，还是一阵心惊肉跳。

　　“告缗令？不，不，我怎么可能弄那个？！”李翊来到这大汉朝已经十多年了，就算是原本是一个历史小白，在这个时代生活了这么多年，许多东西也知道了，自然知道这告缗令是怎么回事。他还在想办法提高商人的地位，以达到将门阀世族豪强们的注意力从土地转移到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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