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前段时间因为宋子文辞去保盟会长职务，姐弟俩发生了摩擦，但多年来宋家兄弟姐妹之间似乎已经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政治上的分歧不能影响手足亲情。

　　后来，宋子文又拨出一辆汽车给二姐，这样宋庆龄有了一定的条件，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又在重庆恢复起来了。

　　皖南事变发生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处境更加困难，宋庆龄就基本上将保盟募集到的现款和物资都支援了八路军和新四军。

　　由于蒋介石对共产党根据地的封锁，许多东西运不过去，她就把钱直接送往延安。宋庆龄发展了一些外国朋友作为保盟的委员，有他们的帮助许多事情就好办多了。

　　一个下着蒙蒙小雨的午后，宋庆龄把自己的秘书、保盟财务主任廖梦醒叫到“松籁阁”--宋子文给她安排的新住处，让她在自己家里给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打电话，约好以后廖梦醒就悄悄出门走了。她走到中国银行门前的时候，八路军办事处的汽车也开到了，她向冀朝鼎招招手，两人一起进去找到孔祥熙的秘书艾德勒先生。艾德勒是宋庆龄新发展的保盟委员，他见廖梦醒来，彼此都心照不宣。廖梦醒把保盟的存折递上去说：“取款。”艾德勒就亲自动手办理，一次就取出了三麻袋现金，然后搬上停在门外的八路军办事处的汽车。乘着黄昏的雨色，汽车顺利地把钱带回了办事处。

　　当时一些在延安地区买不到的东西，宋庆龄就想办法让办事处的同志带一些。当时周恩来主持的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来往于重庆和延安之间，还能享受到类似外交官的待遇，即他们的行李物品不受检查。一些延安急需的小东西，正好就买了请他们带回去。一次周恩来同志回延安，宋庆龄买好了一批手术缝合针、牙钻钻头等送到办事处，这些东西体积很小，仅在公文包和手提袋里就带了一大批，解决了延安地区中共医院的燃眉之急。

　　还有一次，美国一家机构邀请宋庆龄到美国访问，宋庆龄很想利用这个机会为中国的抗日将士们呼吁援助，但是国民党政府不许宋庆龄外出，她只好另作打算；尽量多结交一些国外的朋友，利用他们在华的特殊身份多做一些工作。当时她的家里经常有一些各方面的朋友来访，她从不摆架子，热情接待他们，使他们产生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士兵，常常在宋庆龄家里举行舞会，他们玩得很开心。因为他们是士兵，宋庆龄对他们更放任一些，他们想来就可以来，不像其他人必须事先约定。通过这种方式，宋庆龄在重庆开辟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

　　当年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驻中缅印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对中国的事情了解透彻，对共产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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