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一点章克很敬佩。她当时做了许多练习和习作请邓演达批改，并开始用中文写作，而且取得明显进步。多年以后，周恩来曾称赞宋庆龄的一些中文文章写得很美，有独特的风格。

　　正如宋庆龄所预期的，不久从国内来的朋友陆续在柏林聚集。最初到达的人中，有数学家郑太朴和进步的佛教大师太虚。后来又来了叶挺等政治人物。他们带来的消息是，蒋介石正用全面的白色恐怖摧毁国内所有进步的事物。但人民起义屡受挫折而从未停止。国民党最高层表面上团结在蒋介石周围，只是由于争权夺利而来的新的分裂正在扩展。许多人希望宋庆龄和邓演达能很快回去，帮助那些保持气节的进步力量凝聚起来，以采取新的行动。

　　当时，所有这些临时流亡国外的人都要求总结1924年一1927年革命的教训--特别是导致失败的客观和主观原因，以及如何防止再次出现。他们也希望结合中国的实践，研究苏联的共产国际政策。苏联的援助是十分重要的，但援助应该给谁？是给重新建立的国共合作，还是只给中国共产党？在这些问题上，当时在中国内部及国际上都是有不同看法的。

　　邓演达主张，解决占中国80％的农民贫困落后的问题，即土地问题，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他认为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思想。但怎样实现这一主张，则还要从实际出发，就是从中国的社会结构，当时的技术水平，以及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出发，逐步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社会结构的细胞是家庭，要提高农业的生产率，改善农民的生活，首先应该着眼于农民的家庭，即提高每户农民的积极性。所以，最好分田到户，由农民自己来管理和经营。每户农民在完成国家所规定的指标后，有权种植自己所需的粮食和其他作物，政府不得干涉。只有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富裕起来，工业所需要的初级原料才能充分保证，工业才可启动发展。这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就一定可以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国家，赶上欧美资本主义国家。

　　邓演达当时告诉来访者说，他和宋庆龄正在仔细研究中国的土地问题，并希望国内的朋友们也这样做。以他们新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所要采取的“行动”就是为了这个。这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和特性，造成的具体条件和革命需要。当然，中国必须向苏维埃革命学习，但在中国社会实践中必须自辟溪径。

　　历史后来将显示，邓演达当时关于需要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并由这些具体情况出发来开展工作的看法，是有坚实根据的。但他稍后坚持以“第三党”来取代国共两党，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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