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艰难惟一死，生死关头辨勇懦。

　　在当时有的人被死亡吓倒、忍辱偷生的时候，宋庆龄以她的实际行动，塑造了自己不避刀丛剑树、笑傲千古艰难的刚烈女性形象，从而赢得了万民敬仰和百代流芳。

　　6．毛泽东曾致函宋子文

　　当年，在国共两党严峻对立的日子里。

　　1936年8月14日，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和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突然收到一封寄自远方的来信。而寄这封来信者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动员数十万大军追剿的所谓“匪首”--毛泽东。

　　这不是一封平常的来信，应该说此信亦是宋子文久盼的。当即宋子文激动异常地拆阅展读，就见信中写道：子文先生：

　　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

　　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结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1927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

　　匆此布臆，不尽欲言！顺颁公绥。

　　毛泽东

　　1936年8月14日

　　按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空气来讲，谁要接到共产党的来信，不杀头也要被清除，甚者祸及全家。可是，宋子文接到此信后却神色不变，且似乎多了一层喜色。只是他没敢将毛泽东的来信在手中多留，而是马上交到了蒋介石的手里。再说蒋介石也并没有翻脸，而亦是喜形于色。原来，这里面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呢。

　　日本侵略者自从“九·一八”事变后，仍不停步地向中国进攻，其狼子野心即企图独占中国。而当时的国民党统治者在倾其全力“围剿”长征中的工农红军时，仍然对日本侵略者节节退让。1935年2月，蒋介石向日本记者发表谈话时说：“中日有提携之必要，”“中国人民不但无排日之行为与思想，且亦无排日之必要。”但是，当时一个全副武装的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事实，却不可能不与蒋介石及国民党的意愿相反。这样一来，在中国便形成了一个全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热潮。

　　1935年底在北平，抗议日本入侵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

　　就在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北上到达陕甘边区前夕，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咄咄逼人的骄横气焰，且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主义，加紧了对华北的侵吞。它的第一个步骤是通过1935年6月的何梅协定（指国民党在北平的军事长官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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