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9年的五四运动在全国范围造成了空前的政治高涨，大家都把《新青年》看成是这一运动的总司令部。

　　但是这个总司令部的主要成员，有人很激进，有人很平和，有人甚至不时地使用谩骂式的语言，对此，很多关心这个总司令部的人，用不同方式表示了不满。

　　比如，当时尚在海外留学的张奚若写信给胡适说：“吾非谓《新青年》登报中的人说话毫无道理，不过有道理与无道理参半，因为他们说话好持一种挑战的态度，谩骂更无论了。”

　　但是，更让一些人不满的是这个总司令部同仁的分歧，诸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辩论。必须指出：这个时期，是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空前开放的时期，正是人们所谓“王纲解纽”的时代。思想活跃，各抒己见，本来是非常好的事情。但久处封闭半封闭状态下的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对于忽然展现在眼前的五光十色的各种思想学说应接不暇，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有些人看来，总司令部里发出不同声音，使他们无所措手足。

　　陈独秀1919年6月被捕，9月出狱。这期间《新青年》处于停顿状态。陈独秀出狱后，经《新青年》同仁商量，改变1918年以来轮流编辑的做法，重新交给陈独秀一人主编。陈独秀力主主发表一个共同宣言，应该是出于重整旗鼓、统一思想、团结战斗的考虑。

　　当然，在对统一思想的本身，《新青年》同仁们认识上也并不统一，钱玄同就提出，若让“外界觉得《新青年》是主张统一思想的，那是很丢人的”。因为他们这些“提倡新文化的人，本来就是反对思想定于一尊的”，是提倡独立思想的。

　　而事实上，共同宣言的发表，也并没有阻止《新青年》同仁们分歧的近一步发展。当然，这是后话了。

　　然而，《新青年》同仁们对统一思想尽管有异议，共同宣言既然能够发表，说明大家还是做到了求同存异的。

　　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既然没发表在“读者言论”一栏，也就是说，该文的主要思想，是被《新青年》同仁认可的。

　　细读全文，就是将其视为总司令部对前段新文运动的总结，和对下一步运动的部署，也一点也不为过。

　　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开宗明义：“近来报纸上发表过几篇解释“新思潮”的文章。我读了这几篇文章，觉得他们所举出的新思潮的性质，或太琐碎，或太笼统，不能算作新思潮运动的真确解释，也不能指出新思潮的将来趋势。即如包世杰先生的“新思潮是什么”一篇长文，列举新思潮的内容，何尝不详细？但是他究竟不曾使我们明白那种种新思潮的共同意义是什么。比较最简单的解释要算我的朋友陈独秀先生所举出的新青年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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