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上海地区本来就是膏腴之地，饱受战火侵袭之时，民众自然急于逃离，可是一旦战火平息、政局稳定下来，部分已经在西南甚至南华安定下来的人，却开始整理行囊准备返乡了，若不是政治部门极力疏导，并且还虚言恐吓如果就此返乡需要承担前往西南和南华的花费，每人计一百个大洋，如果不是采取这样强硬的措施，估计已经形成一股巨大的返乡潮。

　　若是有了中央出面组织，那么从法理上便断了那些迁移人口的返乡之路，只能老老实实在南华或者蒙古扎根，这样南华、蒙古甚至以后中亚地区出现的华族人口严重不足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到了这个地步，安毅也不管这一政策是否真能缓解国内的阶级矛盾了，大力附和：“此策甚妙！一旦那些家里没有田地的雇农和专门靠出卖劳力换取一家老小生活的人，迁移到了南华，则农村的劳力必然出现紧张，导致地主必须得靠降低地租、田租才能吸引到人为其耕作，不然几百亩甚至几千亩田地要靠地主自己去种，累死他们也干不了！如此一来，阶级矛盾迎刃而解，国家也可健康发展，长治久安！”

　　蒋介石叹息道：“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建丰（蒋经国字）向我汇报了你在南昌时向他提的建议，尝试着在赣东实行由政府发行债券赎买土地然后分配给个人的土地改革政策，遭到的阻力很大，许多国民党元老，把建丰当做赤党分子上报中央，称土地改革违背了《民国约法》和《二三年宪法》中关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规定，是对私人权益的粗暴践踏。

　　“随后，那几个试行土改的县，便发生了严重的骚乱事件，部分地主乡绅幕后组织人手冲击县政府和党部，纵火焚毁庄稼，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虽然暴乱在警备师的镇压下很快消弭，部分罪犯也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但矛头却直指建丰。随后全国上下一致攻击，建丰不得不在《中央日报》上公开道歉，称土地改革只是为缓解阶级矛盾的一种尝试，绝无在全国推广之意，事实证明，土地改革行不通，以后也不会再做类似的尝试，事态才算平息下来。”

　　安毅早就通过第四厅的情报网络知道此事，微微皱眉：“校长就没想到过抓几个典型杀鸡骇猴？只要咱们掌握着军队，不怕那些人翻了天！”

　　蒋介石苦笑着摇摇头：“你看看政府和军队大员，哪一个家里没有几百几千亩土地？不说别的，就说成都诞生了刘文辉和刘湘叔侄的刘氏家族，在华阳、新繁、温江、崇庆、大邑、双流、邛崃等七县拥有七万亩土地，此外不知道还有多少类似的大家族，如果我真的那么做了，要不了多久，估计感觉生存受到威胁的他们就要团结起来赶我下台了，这是汪精卫最期待看到的事情，我可不会让他如愿。”

　　安毅心中泛起一丝无力感。一个政党和政权的性质，决定了他所代表的利益阶层的利益。而国民党成立伊始，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支撑起来的，自然无法脱离阶级的范畴，所以做起事情来束手束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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